穗城旧事之七1

一九二九年三月七日丑时，余出生于广州一个幸福家庭。父亲刘树东，母亲何惠卿，祖籍番禺化龙乡塘头街。祖父早年出广州打工成家立室，父亲从小在乡读书，长大也出广州打工，一家三代租屋居住，各种原因不时要迁居。那时街坊关系很好，团结互助，有空余也会谈往事，小孩怎会记那些事？特别是过去动荡不安的事，但有些也听得多，用来责备小孩子如“济军”、“乌利单刀”——后来才知道有来源的，龙济光这个军阀曾统治过广州，在他统治时期，纵容他的军队经常出来在民间横行霸道、无恶不作，老百姓非常痛恨，大骂济军，“乌利”是元军一员猛将，手执单刀，来广州所到之处，大肆破坏，留下难以收拾的局面，所以责骂小孩不听话用“济军”，凡是东西乱放收拾不好都说“乌利单刀”。我的童年是陈济棠统治时期，社会安定，居住租来的房子，一厅两房，祖父母、父母、哥哥弟弟，三代人很挤，我要睡在祖母的房间，很温暖，其乐融融。
那个时代男主外女主内，家庭一切开支都是由祖父父亲带回来，由祖母主持家政。
四岁时我已经懂事了，入幼稚园（那时不称“幼儿园”）不是一般家庭能负担得起，很多时候我都是跟随着母亲。母亲怕我走失，再三叮嘱，要我记着住在江家巷，所以深刻铭记在心中。前几年我问哥哥：“江家巷你有印象吗？”，因为我们住的时间只有一年多，他说：“没有”。
为了写回忆录，我特意寻找，终于被我发现原址，在农讲所对面地铁A出口是德政路，不走出马路沿着围墙向左转是中山五路，江家巷留一个街口，有一个牌子写着“江家巷”，现在也拆除了，入巷正对着一个档口，摆卖货物，我走进去，面目全非，只有一个公厕，后来也没有了。
江家巷，顾名思义，是名门望族居住的，其家族如何，我不清楚，但应该有案可稽的。此巷与众不同，广州的巷都是在街内，而江家巷自成一角。围墙外就是马路，走进去面积不算大，是罛头的，不深也不宽，若四方形缺了一方，中间是一块空地，亦可说是大通道，成为了大家活动的场所，门户都向外，两旁的房子门户均东西向，中间是北向，后面是不通的。
平民百姓，每月都要量入为出，首先保证的是每天最好食饱饭，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大部分都是零买的，为了节约，瓶瓶罐罐都尽量耐用，总之用新的花钱就多，破了可以补就补，补砂煲、补镬是常惯事，就连碗碟是瓷器的也可以补，工具为了耐用，亦有过街的工匠提供相对应的服务，如剷刀磨铰剪。
餸菜就要每天早上到市场购买，很多时候我会跟随母亲去。同住一条巷的街坊，朝见口晚见面，容易拉家常，她们讲话，我是听不懂的，唯是谈起我，我就注意听，有的至今仍记得，因为母亲很喜欢在人面前称赞我：“这个孩子最好带，自幼至今，从未哭过，每晚都睡得好，早上定时就醒，食过奶，抱他出街，见到人总是笑口常开，很惹人欢喜，街坊争着抱他去玩，那时我家住（我不知道，又不好问，我只明白我不是江家巷出世的）那段时间，很多义务保姆，大大减轻我的工作负担。”
祖父、父亲为谋生计，经常不在家，其艰难困苦，我这小孩岂能知道，不过祖父不定时回家，每次回家都带大量土特产，父亲却没有。我特别高兴是祖父回家，除了带回来的，每天都买水果食，特别是荔枝季节，食荔枝最多，我能享受岭南佳果，可以说，一生中那段时间食得最多的了。岭南佳果荔枝、龙眼、黄皮、香蕉、石榴、杨桃、沙梨、西瓜、柚、柿等，都有具体的地点，如增城挂绿、大塘石榴、岭南木瓜、番禺香蕉、淡水沙梨……就连茶滘沙榄都是不可多得，至今也难寻其味。沙榄对喉咙最有益，教师得益不少，如今似难找到。
祖父又特别喜欢我，三岁时就在他的膝上，他把着我的手教我写毛笔字，稍大他买齐写毛笔字工具——笔、墨、纸、砚，用什么笔我不知道，墨叫詹成圭，很大枝，我家没有砚，只是在缸瓦店买回的墨碗，祖父要我装半碗清水，教我执好墨条顺时针转动，要执正，不得倾斜，直磨到起坑，才算磨好。祖父要用完墨为止，写完字洗干净用具，收拾好。写字时坐姿、执笔都要正确，双手都要干净、养成良好习惯。
祖父父亲一年回家几次，亦不同时回家，平时的节日也不一定回，但春节就全家团聚，所以小孩子总希望过年，全家团聚是最快乐的。
家内祖母是最权威的，她说一，别人不敢说二，就是回家乡，由于我家辈分最高、祖母最懂礼法，乡中凡有红白二事，都要向祖母请教。
祖母的家教十分严，我还未入学，就要参加家务劳动，哥哥和我早上六时就要起床，我洒扫，哥哥抹枱椅，不容有半分马虎，不准拖着木屐行，亦不得发出声音，以免影响别人睡觉。早眠早起，晚上九时我就睡觉，自幼养成良好习惯，一生受益。参加工作后，在香港是没午睡的，回广州也不能保证有午睡，早起一生没有改变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没有迟到过。
祖母治家严，主要是讲礼，那时家没有热水瓶，只用古老办法，保暖主要靠一个籘篓，内用棉制成可藏一个茶壶的用具，每天冲好茶放进去，每逢亲友来小孩就要斟茶奉上，站在一边，不准坐，更不准插嘴，无事可出街外玩，客人走，要送客。晚上可出门外玩，但不准大声喧哗。喜庆事要在门外烧爆竹，先大声叫“烧炮仗”，叫了三声才烧，怕街坊婴儿受惊。
祖母的严，另一方面是打，“不打不成材”，籘条早已准备好，不听教要打，重犯打得更重。我从小就循规蹈矩，哥哥则不然，经常犯错，被祖母打得呱呱叫：“我不敢啦！”不久又重犯。祖母不打则已，一打就狠，双腿的鞭印非十天八天不能消失。打得狠其实是爱之切，在打之中，一边打，一边问他打的原因，要求他改，不改就打，可惜哥哥很快就忘记，因而再挨打，我从旁听清楚，明白是非，从未受打骂。要耐心才能做好的事，祖母总交给我做，做事认真负责，从小就养成。
祖母传统观念很重，对长子特别关心爱护，家庭开支不能多，一些零食往往哥哥才能享受就静静叫哥哥入她房间去，享受完才出来，母亲看不过眼，偷偷拿了一点给我食，叫我不要出声，其实我是不在乎的。就拿晚上宵夜说，只有祖父回家，才在家里煮食，叫我不要早睡，而我到九时，就一定要睡觉，宵夜时，母亲叫醒我，喂我食，我就是不食，因而以后也不叫我，母亲只好留一碗，第二朝早上叫我食。
那个时代，每天能有两餐饱已经是不错了，很少有早餐食，我从小听话，肯做家务，后来读书很自觉，成绩好，所以祖父父亲都喜欢我，暂且不提，下文再续。
记得有一天下午，祖母带走哥哥，母亲带走三弟，那年我四岁，要留着看家，母亲临出门，叮嘱我要看好家，不要乱走动，就放心起行了。
我一个人留守看门，左邻右里都关着门，只有我家开着门，一个人站在门口，四围十分寂静，突然看见有一只流浪狗，不知从哪里跑进来，看见只有我，就向我奔过来，我急忙跑回家，那只狗张口要咬我，幸好我进了门，一只手躲不及被狗咬破一点皮，我急忙关上门，不知道那只狗几时跑了。
母亲回来看见我的手还微微渗出血丝，问我原因，我把发生情况告诉她，母亲听过十分紧张，问东家、问西家，拿了不少东西给我处理伤口，连续几天，才放下心，我很奇怪，伤手脚不是第一次，连头碰破也试过，我不怕，从来没哭过一次，每次简单处理，很快就好了，这次亦一样，照常生活，很快伤痕也没有了，但母亲却费了不少心思，使我终生难忘。
我长大了才知道，被疯狗咬了，不及时治理，会患狂犬病，无药可医的，有的暂时无症状，过了很多年后才发作，也治不好。我在寺贝通津小学任教时，有个工友四十多岁了，突然发病，经检查是疯狗病发作，究其原因，是童年时被狗咬过，潜伏四十多年，结果不治而死。
其实我童年时代养犬的人很爱犬，不乱放，出门时用皮带牵着，还戴上口套，不乱吃东西。看门的犬，不乱跑，日夜守门，路人走过，不乱吠，邻里不会受到骚扰。但树大有枯枝，总会有养犬不负责的人，才会让狗出门乱跑。自此之后，我对狗不存在好感（警犬、义犬例外）。长大一些，我对一些歌有兴趣，如“住洋楼，玩番狗，大枝烟枪送到口”，慢慢我才明白是讽刺当年的二世祖，现在叫富二代，父辈留下丰厚的家产，自己不求上进，只求过着休闲自在的生活。所谓“番狗”，就是外来的小狗，容易抱在怀中，任从戏弄。洋楼是西式，多数三层。烟枪用来吸鸦片。所谓“横床直竹”是两人同卧一张床，中放一盏烟灯，共同吞云吐雾。
二世祖游手好闲，对社会无贡献，受人鄙视，但他却引以为荣，自夸好命，无忧无虑，幸福快活过一生，比起好赌或花天酒地而败了全副家产好得多。
江家巷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夜晚，特别是夏天，食完晚饭后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行出门口，各就各位，坐下来，手执葵扇，既可生风，又可打蚊，左邻右里，都很熟悉，自然无所不谈。很多时，都有老人携着盲妹走进来，老人边走边奏起音乐，大家都很欢迎。盲妹是唱粤曲的，广州人就喜欢听，于是与他们谈起来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，用今天的话讲大概是点唱吧。每唱完一曲，就给多少仙，仙是铜仙（那时给小孩买零食都是给铜仙的），我还记得幼年喉咙容易痛，母亲就给我两个铜仙过马路到圣和堂（中药店）买两个药梅，只食两个就痊愈了。因为我是常客，所以至今还记得那时铜仙的仙是译音，不同铜钱，铜钱是外圆内方，铜仙是外圆但中不空，比铜钱大且厚。铜钱当年市面已不通用，父亲才用过，我小时候仍有银元，分一元、五角、二角、五分，五分叫斗零，二角叫双毫，但市面也出现纸币。袁世凯时的一元叫大圆，市面已没有，但钱庄肯收，比孙中山的一元高。唱一支曲，只收几个铜仙，多唱可能收到角了。今天想起来，当年盲妹的生活，是老少相依为命的。
不知什么原因，我家要从江家巷迁往斜对面榨粉街内的一条小巷，巷内只有三间屋，好像有四层，我家住在第一间楼下，第一、二间都是门对围墙，第三间是门向巷口，住户都是足不出户的，因而巷内就成了我和哥哥的乐园，三弟年纪小，不能和我们一起活动。每天晚饭后，就可以出门口玩耍，无拘无束，直玩到入夜。
那时候，我还没入学读书，三岁时，祖父曾教我写毛笔字，我坐在他的膝上，他把着我的手教我写好基本笔画，从此我要自己描红，“上大人，孔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”。这时，祖父特意买了一枝名叫“詹成圭”又圆又粗的墨条、一只用作磨墨的碗，在碗内加一定的清水，教我磨墨，那条墨我要放在掌中才能握得稳，要顺着时针移动，不得逆行，更不许前后或左右推动，墨要平放，不能侧，力求磨面大，清水才快起胶，碗上露出坑痕，效果就好。祖父要求用完碗中墨为止，写字时保持清洁、注重姿势——肩平，两脚分开踏着地，身离书桌一拳头位，头略向前倾，左手按纸，右手执笔。五指执笔法：拳空、指密、执笔要直。写完字，一切用具洗干净放回原处，写字过程就是养成良好习惯。
写毛笔字在上午完成，下午母亲教我们摺纸，开始教我们摺飞机、艇仔，比较简单，马上就可以玩，逐步复杂，艇仔可以有篷，进一步摺孖烟囱。孖烟囱是当年珠江上的小火轮，珠江是广东的母亲河，不仅水产丰富，而且交通运输主要靠它，珠江支流不少，以广州市为例，城内河涌如蜘蛛网，其中也有不少码头，较大的艇也可装不少货物进入，在码头上落，节省市内不少交通工具。
珠江河穿城而过，商业区主要在河北，农业主要在河南，河北河南交通主要靠乘艇来往，叫过海。来往四乡靠乘渡船，渡船分两层，船票上下价钱不同，大多数是晚上开船，乘客住一晚，第二天上午抵达目的地，渡船本身没有动力，靠小火轮拖着前行。
开船时小火轮（孖烟囱）先行，船尾用大缆拖着渡船行走，到目的地泊码头前，则与渡船一拍并行到码头，叫拍拖。那时开始讲文明，男女开始自由谈恋爱，相约出街并排行走叫“拍拖”是从这里引出来的。并流传着一些歌谣“拍拖啵，你估拉人呀？美丽啵，你估繁华林呀？”（前者是最名贵的香烟，后者是最差的）。摺纸越来越多样，艇内还坐着老渔翁，继而摺青蛙，睁开两只大眼睛，互相争斗，我和哥哥做游戏，各自摺好青蛙，相对而坐，把青蛙头对头放好在桌上，一、二、三，同时吹动青蛙，对方的被吹翻就赢。后来我们发现纸薄就轻，轻就易翻，所以专选厚纸来摺。当年我们会摺很多玩具，现在差不多都遗忘了。从此我们很珍惜纸张，物尽其用，也算养成良好习惯。
那个时代，纸张的用途很广，几乎所有商店都非用它不可，比现代的胶袋还普遍，更重要的是环保。因为纸有各种品质，有厚薄、软硬、韧脆等区分，因各种不同的需要，而选用大小不同的纸袋。总之，最简便、实用、经济，最不受限制，尤其是小贩，任顾客买多少，价廉物美，食物可以试食后买，什么罐头等等的装潢看来名贵，不一定好食，如食也不足斤两，以前不足斤两的小贩也会有，但容易被人看穿，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，老字号真正做到。
凡买东西，干的不用说，都用纸袋装，散卖的分量不多，如花生、糖果、饼干等纸袋不用大，水果、干菜就要较大的纸袋，连买米，打散工的劳苦大众也用纸袋买米回家。所以我们用的摺纸，是废物利用的。写毛笔字的纸则非买不可，但祖父也很节约，买宣纸买不起，且初学写字也不需要，只用玉扣纸也很好了，成刀买回家，拿出一张，则可裁出很多页，教我裁，裁好每张对摺，然后在开口那边画好直线，用锥对准预先定好的四点转通，最后用针穿好线，从一边开始落针，穿过后，注意綑边，綑好后边，再綑旁边，然后再向前行，如此类推，最后成一个簿。订得好，裁出来的纸大小一样，每张对摺也要整齐，用锥穿孔，孔与孔之间距离要相等，依照直线定好位，锥转动时不要歪，针线也要紧，最后打结也要实，才能成为一个好用的簿。每用完一个，可以编号保存下来，前后比较，找出优缺点，初时可以套进字格印着字，慢慢要学临摹，可以套进画好的九方格，我就是这样循序渐进，养成习惯。父亲买了不少字帖，主要是欧、颜、柳的，后来也让我写小楷，专临灵飞经。我爱好书法，主要来自家教，我终身受益。未完待续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