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上篇 父亲带着我，马不停蹄，我的印象是有舟有车，水陆兼程，曾路过陈村，当天就赶回家乡，家乡以前清明全家回去祭祖几天，乡亲们都知道，这次父亲单独带着我，好像是客人，大家都来观看。因为我在大良每天生活在大屋内，根本没有晒过太阳，所以大家都说我生得白净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要生活在乡村里，相对城市，家乡十分简陋，我记得是番禺县化龙乡塘头街青龙里六号，是巷中最后一间，四号与五号之间有条通道，可过另一条巷，巷中有口大井，可供大家使用，所以每天都要打水倒入大水缸中以备食用，洗衣服多在井边洗。
我回到家，见到全家人都在，原来他们都是避难回乡，广州已经沦陷了。
日寇侵华，犯下滔天罪行，中国平民无辜被杀害者无数，就连流离失所、饿死街头亦不少。
我可算是幸运儿，逢凶化吉。祖父是很爱家乡的，家乡受破坏，他回乡修建一半房屋，添置了有六亩良田，就在村边的最佳位置，易于管理，最适宜种水稻，又幸遇到连续几年风调雨顺，造造丰收，早造稻谷品种不够好，煮好的饭不够香，稻谷又不好收藏，晚造的品种好，是丝米，谷也好收藏，可留到明年食。耕者是同村兄弟，勤劳善良，夏收秋收都按收成把稻谷晒干送到我家，加上我最亲的堂伯父是中农，有田有地有耕牛，经常送杂粮如番薯、花生、豆等到我家，我家才得温饱。听说当年顺德就饿死不少人。
更有幸是日寇魔爪未伸到我家乡，离我乡不远的大石乡，听说就被日寇洗劫一次，村民不少被杀害，那天大雨，血洗成渠，惨不堪言。
日寇也曾进过村一次，乡民闻风早遁。可能我村太小，不值一提，就逃过一劫。后来日寇野心太大，与德意联盟，发动世界大战，无力兼顾农村，我村差不多是自治了。听说后来土改，我村只有富农一家，中农也不多，贫下农就多，自食其力，矛盾不大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日子过得很平静，每逢节日都可庆祝，红白事照办。
我家日寇未到，就先回乡避难，我较迟才由父亲带我回乡的。我那天照常生活，忽然见到父亲来，与祖父交谈了一会，就叫我收拾好行李，跟他回去，我来不及与我熟悉的人告别。
父亲带我水陆兼程，怎样走，当年就不知，父亲在途中亦没有什么话说，我只有跟随着，我记得的是路过陈村，在那里食什么也没有记，当天就赶回乡。
回到家乡，就在大街上，引起同乡注意，互相问: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，生得这样白净?”我只是低着头跟着父亲行回家。
祖屋亦是受过严重破坏，祖父回乡只能修建一半。一进门，就是安放门官之处，地方不大，上面盖瓦，面对一方是厨房，建有炉灶，上面也是盖瓦，有烟囱，炉灶后面放柴草。
中间是天井，墙壁挂有“天官赐福”，从天井进入大厅，大厅很高，上面设有神枱，摆着祖先神主牌，人可站上神枱的。大厅旁只有一间房，设有大床，房上有小阁，可放衣物，房角放一个大屎塔，有盖，用作大小便。
祖母住在房内，我们母子晚上就铺上木板，临时作床。
家乡没有电，晚上照明，靠火水灯，火水较贵很少用上，晚上摸着黑行动是常惯事，在农村早眠早起，冬天更是如此。
夏天天气热，就坐在门外乘凉。
第二年，四乡较安定，也办起了私塾，可收全村的学生，亦有小学校，可收几条村的学生，但离我家较远。村中的私塾专门聘请有名的塾师任教，在肖方祖祠堂内设有教坛，简陋之枱椅，入门挂有孔子像，以便学生叩拜，塾师可带家眷安排好食宿。
学生要每月交学费，哥哥和我也进去就读，从《三字经》开始。学生年龄参差程度不一，乡村重男轻女，没有一个女同学。
老师要逐个教，学生拿着书本，行到教坛旁站好，老师坐在中央，每字每句教好读音，然后行回自己座位，坐好高声朗诵。
下午练习写毛笔字，也是不统一，根据自己的程度来练习，老师用红笔批改，好的打圈，写得不好，就用笔一竖，成行不好，就一竖到底，我们笑写得不好的“托大杉”。
我因祖父从小教育，基础最好，所以我专门临字帖，是程度最高的，哥哥也不及我。
我记得老师是姓佘的，我觉得他年纪较老很严肃，不准多问，教多少，就学多少，不准读错音，而且要背熟，每天早上到老师面前背诵，背得好，就学新课，不然，要背熟才教新课。
祖母很尊重老师，每逢过节，都要我们送礼物给老师。
有一天，祖母告诉我们不用上学了，我惊问其故，祖母告诉我们，老师因家里有事，辞馆回家了，我十分失望，老师清明过后才来，刚过中秋不久，就回家了，我非停学不可。祖母也没有把我困在家里，容许我出街玩耍，这段时间，我可以结识较疏（不同房）年龄又相近的同乡兄弟，共同玩耍，如打波子、玩铜仙（用砖块两个，一个放平，一个斜凭，铜仙看准放下，尽量让它滚动得远，滚得近，就被远的打，有时铜仙不一定向前，有时会转弯），我那时玩得熟练，不仅向前滚得远，而且掌握到会转弯，如果对手先滚，转了弯，我也可以转弯到他的前面，容易打中它，这就赢了，如果失手打不中，他还未打中，就输了。
乡中儿童，有空余时间的极少，农民每天都去田间劳动，小孩也要去放牛，遇着只有我一人有空，背好书写好字，我会执到铁圈。桶、盆坏了，铁圈抛弃了，我会利用作玩具，用竹一支方便手执的，再用铁线屈成可以推动铁圈走动的钩，另一头穿入手执的竹子中。执好竹子，推动铁圈前行，可以转弯，亦可以上石级，铁圈任由我摆布。
过了年，再请不到塾师来任教，祖母不能让我们虚度时光。姨公就是私塾老师，在自己的家乡任教，姨婆是祖母的亲妹妹，请姨公教我们绝对没问题。不过相隔几条村，小孩子走路会觉得远，何况没有鞋，只能拖着木屐，农民都是赤脚的，我们未成习惯，幸而表姑肯抽时间来接送。早上来接我们去上课，上完课，食过中午饭，就送我们回家，如此我又可以继续读书了。
这段学习生活，不仅增加了书本知识，而且大大丰富我的生活，接触了大自然，开阔了眼界，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体质，正因为条件差，更能锻炼人。正如上文所说，我们没有鞋，更不要论袜子了，我们自幼居城市，赤脚不会走远路，在农村，有木屐算好了，但走远路，也较辛苦，但每天都锻炼，为以后行路打好基础，至今九十有余，仍能步履轻松，因为当年，天天来往行路，早上迎着朝阳，吸着新鲜空气，风雨不改，欣赏着沿途农村景色，不以为苦，反而为乐，所以身体健康。
到姨公家主要是读书，因为只有上午，中午就回家，写字是回家练的。
姨公不像佘老师，只要求读准音背熟文，姨公是选教的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唐诗，指导我们欣赏领会，从而产生兴趣，为我以后对诗词的爱好打下基础。
可惜时间不长，我快要离开家乡回广州生活了。听说，汪精卫回来，成立伪政府，治安不再由日寇管理，交由伪政府的警察管理，商店可以经营，交通亦恢复，各类学校亦陆续开课，不少人都回广州去。祖父父亲也在广州找到工作，租到房，于是，全家迁回广州住。
姨公的一家，我至今也是难忘的。
姨公很慈祥，但不苟言笑，我不敢在他面前啰嗦，尽量按他的要求做好。他没有批评我，亦没有表扬我，他教多少，我就学多少。由于工作关系罢，他没有到过我家，姨婆则不然，常到我家。回到家乡，他一家就是我家唯一的亲戚了。
除了姨婆，到过我家的，在广州时，只有大表叔和二表姑。大表叔在广州工作，不知何故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二表姑是我家常客，每天接送我和哥哥去读书，其他表叔表姑少接触，甚至未见过。
姨婆生下五男二女，在广州时，只有大表叔和二表姑常来我家。大表叔是英俊青年，工作很忙，到我家都是来去匆匆的。
回家乡，因要去拜姨公为师，所以常有机会到姨公家，但很少机会遇上其他表叔、表姑，最细表叔才大我一岁，另一个表姑也大我不多。姨公家有小果园，其中种上桃树两棵，一棵长的桃子很好食，但桃不多，另一颗果实多，但味酸，还有一棵含笑花，遇上花开或桃子熟，细表姑就会摘给我，凡到姨公家，我都会到小园玩，这是我在童年最留恋的地方。
不久，我全家迁回广州，从此与姨公家疏远了。偶尔回乡路过去探望，只见到姨婆，其他人都去工作。抗战胜利，我又被迫赴港谋生，到解放后，才得知姨公姨婆相继去世，表姑都出嫁他乡，表叔都赴港谋生，两个在九龙，为生计无法来往，最大的一个在上环麻将店打工，晚上也走不开，晚上我休息曾探望过他几次，他只能打个招呼，也不能行开工作单位，探望他，反而找他麻烦，我回广州，匆忙中也没有向他讲清楚，从此失去联系，内心有愧。
童年曾在“沙路”度过一段快乐的日子，至今记忆犹新：姨婆对我特别宠爱，表姑为我们读书不辞劳苦，每日往返两乡，风雨不改，我们都是拖着木屐走路，从未间断，姨公对我们耐心教育，从未发过脾气，我们学得很愉快，获益良多，尤其是我对唐诗深感兴趣，为以后学习打好基础。
姨婆与祖母是最亲爱的姊妹，此时两家又是唯一的亲戚，更应多往来，祖母是裹足的，行动不方便，所以都是姨婆到我家，有时还留宿。
表姑又喜欢单独带我去姨婆家，特别有一晚带我去一家留宿，原来那一晚是七夕。食完晚饭，表姑就带我出门，走往一家去，我未见到那家人，表姑带我入一个单人房，对我说：今晚就睡在这里，好好休息，边说边为我整理好床铺，我往窗外看，只见一大片空地。表姑一切安排好，就匆匆走出去，我也跟着，只见地方真是空阔，早已有人在那里忙着，不久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各人各有专职，分工合作，根本没有理会我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，全场忙着的都是年青姑娘，没有长者，小孩子也只有我一个，又不敢乱走动，哪里好看，就走到哪边观看。台上陈列着各式物品，
未完待续……
中国三大文房名庄之一